“合理均衡”：不同復蘇曲線下的人民幣匯率方略

　　《21世紀》：若LUV這種復蘇態勢成立，各國經濟復蘇的節奏將會拉開距離，由此而帶來的匯率市場的升值預期對于中國經濟強勁的復蘇態勢會否產生新的壓力?在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曾表示中國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穩定人民幣匯率，您如何理解“合理均衡”?

　　丁志杰：李克強在達沃斯論壇上談到“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我想可以這樣理解：首先，“均衡”是由市場決定的，均衡的匯率水平是指外匯供求大體平衡，經濟內、外部大體平衡的匯率水平。我們用各種方法測算出的都只是中期匯率水平，并不意味著目前的匯率正好處在這一水平上，這一度是被很多人所誤解的。

　　其次，在外匯市場動蕩不定的情況下，美元匯率變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遠小于對其它國家包括對中國的影響，因此我們不排除各種非市場因素包括國際市場資產價格、大國博弈所造成的匯率扭曲和失衡。從這個角度看，合理和均衡應該相互協調，但也存在一定差異性。

　　穩定人民幣匯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保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另一種是參照一攬子貨幣，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之前為應對危機，人民幣恢復了兌美元的穩定，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它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包括：導致匯率新的失衡;導致有效匯率的劇烈波動;中斷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進程;加重中國匯率改革的壓力，最近美國以及亞洲周邊國家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給中國施壓就是一例。

　　所以未來，我們仍需考慮與美元脫鉤。首先，按照目前的貿易格局來考慮人民幣、美元和歐元的比重，人民幣將有可能超過歐元;若以貿易為基礎來決定人民幣所參考的一攬子貨幣，那么人民幣不僅會與美元脫鉤，還應在這之前更大程度地轉向歐元。其次，有助于打破美元霸權的慣性和惡性循環。無論在匯率還是在對外貿易環節廣泛使用美元，其結果是支撐了美元的霸權，若能改變這一點，對打破這種壞的均衡是有益處的。

　　黃益平：匯率是影響我國貿易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最主要因素。如過去一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直是穩定的，但出口卻從之前30%的正增長轉變為20%左右的負增長。除匯率以外，國外需求的變化也是影響我國外貿的主要因素。2005-2008年的經歷告訴我們，我國外貿企業和整個經濟已具備了一定的應對匯率變動的能力。短期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當然會對出口構成壓力，具體到企業層面是無法避免的。但根本問題是，以疲軟的本幣來實現出口的增長并支持經濟增長，我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現在的匯率水平顯然不是合理均衡。在這個前提下保持匯率水平的“穩定”，會使經濟出現很多不穩定的現象，包括越來越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和越來越龐大的外匯儲備。因此，在討論“穩定”之前，首先應該向“合理均衡”靠攏。簡單地追求匯率穩定，甚至通過低估匯率來追求出口和經濟增長，最后只能得不償失。中國的匯率政策在經過三年相對靈活的調整之后，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重新走入所謂“軟盯住”的體制?，F在如果再不盡快調整，不僅會對國內經濟造成許多新的矛盾與風險，也會在國際上面對“四面楚歌”的情形，最終會影響我們和平發展策略的實施。

　　連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匯率理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即兩國貨幣匯率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購買力平價包括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絕對購買力平價很難測算，相對購買力平價則可通過相應的模型分析考量。但從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權威機構按照購買力平價模型測算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來看，差異很大，沒有一種測算結果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總體來看，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需要考察這個國家匯率對整體經濟運行的影響以及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首先要看匯率對這個國家自身經濟的影響是否合理，對它的物價、出口和投資是否有積極作用，其次要看它對國際經濟交往的影響是否積極和合理。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我認為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是合理的。

　　首先，它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吸引境外投資，促進產品貿易。2005年以后人民幣兌美元連續三年共升值約20%多，高于中國出口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有助于我國出口合理增長的恢復。

　　其次，在危機時期人民幣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海外貨幣持續貶值，但人民幣依然保持基本穩定。設想一下，當時倘若人民幣也采取貶值政策，對周邊國家會產生什么影響?對國際貨幣體系會產生什么影響?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了全球經濟的復蘇，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其好處是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所共享的。

　　我們并不排除隨著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出口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匯率會繼續走上一個升值的過程。但從現在來看，作為一個進出口大國，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既有助于全球貿易的穩定，也有助于中國與周邊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