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傳統體制下計劃經濟思維方式制定政策，也不能把發達國家在成熟的市場化體制機制和完善的基礎性制度作用下制定政策的那一套方式照搬過來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是宏觀調控的“牛鼻子”，是解決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失調的關鍵

　　目前社會上對2003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成效有許多不同說法，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對此，需要正確認識、客觀評價和冷靜反思。反思不是糾纏于過去，而是更好地面對未來。在未來復雜多變的國內外新形勢下，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進一步增強今后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必須在認真總結本輪宏觀調控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協調發展，增強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前瞻性、針對性、配套性，堅持標本兼治，完善體制機制，著重提高執行力，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1 深入調查研究，提高調控政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調查研究是著力增強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礎。

　　一是在制定重大的、全局性的宏觀調控政策時，要成立跨部門的專題研究機構(為臨時機構)，組織有關部門人員和專家學者參加專題調研，進行政策的系統性設計;在制定部門或行業的專項調控政策時，也要成立專題研究小組，并請國家宏觀調控的綜合部門人員和有關專家學者參加。制定政策要慢、要細，執行政策要快、要果斷。

　　二是研究宏觀調控政策的決策和制定程序，并按程序進行。按程序辦事就是按規律辦事，就能提高政策的科學性。

　　三是調控政策要注重從源頭上抓起，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主要是牽“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比如，資源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就是當前我國改善經濟結構失衡的“牛鼻子”;又如，有效抑制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流入是緩解我國流動性過剩的“牛鼻子”。這就是要分析大勢，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如首先要分析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是國內問題還是國際問題，是實行供給管理還是需求管理，然后再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如果是兩者兼而有之，就要進一步分析和確定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然后就重點抓什么或者說政策的著力點就調控什么。

　　四是設計宏觀調控目標要科學合理、實事求是，既不能人為地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指標和要求(如年均節能減排目標)，也不能有意壓低一些指標(如經濟增長率)。在拿不準的情況下，可以提出目標范圍或實行動態調整。

　　五是制定政策時，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特殊(包括特殊的投資消費習慣、心理預期)、剛性經濟結構的約束(包括二元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格局)、轉軌體制的阻力、經濟全球化的背景、被調控對象的博弈(包括地方保護主義、部門利益及個人利益的干擾)、政策作用的時滯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既不能以傳統體制下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制定政策和下達命令，也不能把發達國家在成熟的市場化體制機制和完善的基礎性制度作用下制定政策的那一套方式照搬過來，必須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制定好每一項政策。

　　六是宏觀調控部門人員要加強學習和研究，總結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把握事物發展規律，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

　　2 狠抓政策落實，增強宏觀調控的執行力

　　這是增強宏觀調控有效性的關鍵。調控政策執行不力，既有干部考核體制、利益分配機制和政策的協調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等客觀原因，也有落實不到位的主觀原因。提高政策執行力，需要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一是改變干部考核與選拔辦法。不能唯GDP是論，而要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改善當地民生、加強社會事業發展和環境生態保護等情況作為重要的考核指標，以此發揮干部任用和選拔的導向作用。

　　二是形成中央與地方協同落實調控政策的體制機制。在具體落實宏觀調控措施過程中，由于兩者之間存在利益沖突，進而使一些宏觀調控措施難以真正到位。比如，房價控而不下、節能減排成效有限、環境污染、投資擴張沖動難以遏制等現象的存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而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果。為此，要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權劃分，改變目前存在的“事權下放、財權上收”的現狀，進而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落實宏觀調控政策的兩個積極性。

　　三是加強政策的協調配合。目前宏觀調控部門往往各自為戰，不同部門之間政策的協調性差，甚至有相互矛盾或掣肘的地方，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例如，現行土地政策與房地產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協調配合不夠，導致出現住房用地“過緊”和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用地“趨松”的現象，大大地降低了土地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因此，需要有宏觀調控綜合部門牽頭協調不同部門出臺的政策情況，充分考慮某一方面調控政策措施對其他調控政策的影響，統籌研究和完善政策措施，加強政策之間的協同性。

　　四是狠抓落實，建立健全宏觀調控的監督考核機制及責任追究制度。對所有工作都要有部署、有責任、有檢查、有考核，并加大多方面監督力度，對政策執行不力的部門和地方政府都要追究責任，加以懲處。特別是因地方保護主義、部門利益及其個人利益而影響宏觀調控的，必須嚴懲不貸，以維護中央宏觀調控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3 加大改革力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

　　這是增強宏觀調控有效性的治本之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問題，要靠進一步解決思想，靠全面推進改革。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關鍵是真正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切實規范政府行為，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要進一步加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再次大幅度地減少審批事項;進一步精簡和優化組合政府機構，減少部門之間責職交叉、相互扯皮的現象。

　　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促進政府職能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重要作用，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必須加快向公共財政體制轉型，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和禁止、限制開發的主體功能區及糧食生產基地等的轉移支付力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增值稅轉型，及時開征物業稅;提高資源稅，研究開征環境稅;完善出口退稅和關稅政策，堅決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

　　三是深化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理順生產要素價格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和關鍵。當前企業利潤大幅增加，出口增速高居不下，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國能源資源價格低、勞動工資少、環境成本缺失，致使企業產品成本不完全，企業通過多耗生產要素即可獲得高額投資回報，所以，國內外資金不斷涌入，擴張性投資很難抑制。為此，要盡快提高勞動力、環境等要素價格，完善產品成本構成;健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快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四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是宏觀調控的“牛鼻子”，是解決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失調的關鍵。當前宏觀調控受到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剛性制約，必須通過深化體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來解決。要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兩個方面入手，初次分配應更多地向勞動者傾斜，增加勞動收入的比重;再分配要加大對個人收入的調節力度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加大對教育、醫療、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等公共領域的投入和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消費預期，擴大消費支出。

　　五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主要是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以利于靈活運用利率工具加強宏觀調控和充分發揮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與增強國內經濟平衡增長能力方面的作用。

　　4 加強基礎制度建設，建立健全統計、信用體系

　　當前，一些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不強，一些很好的政策措施沒有得到有效落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基礎制度不健全。例如，我國房地產統計指標設置不盡科學，指標體系不完善，特別是缺乏商品房價格的結構指標，十分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并使一些調控措施針對性不強。為此，必須加快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際通行規劃相銜接的現代統計體系。進一步健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強化經濟結構、質量效益、技術創新、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統計;進一步改革統計方法制度，健全和完善統計指標、監測和評價體系，更好地發揮統計信息的評估、引導和監督作用。

　　同時，加快建設鼓勵誠信、懲戒失信的社會信用體系。這是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提高食品藥品等產品質量的迫切要求，也是解決目前市場監管中存在的“管不過來、管不好”等難題的根本之策。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中央政府要發揮主導和服務的作用，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大財政投入(據估計，前幾年我國每年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00多億元)，舉全力做好這一基礎性制度建設工作，從法律法規設計、信用信息共享系統建設、信用服務業發展等方面整體考慮，統籌規劃，系統推進。